汇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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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汇编作品的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称为汇编作品。汇编作品的构成成分既可以是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及片段，如论文、词条、诗词、图片等，也可以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如法律法规、股市信息、商品报价单等。

汇编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汇编材料本身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而在于汇编人对汇编材料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在材料的选择或编排上体现独创性的数据库，可作为汇编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汇编作品的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由于汇编权是作者的专有权利，因而汇编他人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或作品的片段时，应征得他人的同意，并不得侵犯他人对作品享有的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权等著作权。

1、汇编作品的各作者之间不必具备创作合意，而合要求各作者有共同创作的愿望。

2、汇编作品中各作者的成果是可以区分的，而合中作者的成果有时是可分的，有时是不可分的。

3、汇编作品以汇编人的名义发表，而合以合作者的共同名义发表。

汇编作品的集合性和独创性

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出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在版权法上，有关汇编的英文词有两个：一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所使用的“collection”；二是世界贸易组织中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所使用的“compilation”。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这两个词并无实质差别。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中国著作权立法习惯上使用“编辑”代替“汇编”，因而中国大陆地区原《著作权法》称这类作品为“编辑作品”，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则称之为“编辑著作”。在现代汉语中，编辑更常指出版方面的业务工作，如编辑加工（edit）、责任编辑（editor），因而为避免歧义，中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14条[1] 正式将“编辑作品”修改为“汇编作品”。汇编作品具有以下特征：

集合性

它是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集合。汇编作品的构成成分既可以是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以及作品的片段，如论文、词条、诗词、图片等，也可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数据或者其他资料，如法规、股市信息、电话号码、商品报价单等。最典型的汇编作品，其所汇集的各个作品是独立存在或者可以独立存在的作品，如文集、选集、百科全书、词典、摄影画册等。但是，也有一些汇编作品，其所汇集的各个作品只是相对独立的，如多人创作的教材等。

独创性

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是构成汇编作品的实质条件。可否给予一部集合作品版权保护，不在于其汇编的材料本身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而在于汇编者对被汇集作品的选择、编排是否达到一定创作高度。例如，法律法规本身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但是法律法规的汇编如果在编排上独具特色，体现了汇编者的创造性劳动，就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采用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保护。这类不延及数据或材料本身的保护，不得损害数据或材料本身已有的版权。”1996年12月20日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5条则采用了与TRIPS协议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来描述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看，汇编作品中的“数据或其他材料”本身是否受版权保护以及汇编作品的阅读方式都无关紧要。汇编作品的最根本特征是“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应具有独创性。

具备独创性的汇编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作者创作作品过程的独立性。换言之，汇编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非剽窃、抄袭之作；其二，汇编作品是作者智力劳动的结果，即作品应体现一定限度的创造性。

美国最高法院的O‘CONNOR法官在著名的FiestPublicationsv.RuralTelephoneServiceco.一案的判决意见中，对汇编作品的独创性作了如下阐释：“另一方面，事实性汇编则可以具有（版权保护）必需的独创性。汇编的作者有代表性地选择哪些事实包括在汇编之内，以何种顺序排列这些事实，如何编排所收集的数据以使其更为读者有效利用。这些选择连同挑选和编排，只要其为汇编者独立所为，并且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就具有了国会通过版权法保护汇编作品所需要的足够的独创性。因此，即使是一个包含了绝对不具有可保护性的书面表达—仅仅是事实—的地址簿，也可符合宪法规定的版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如果它具有了独创的选择与编排。”汇编作品独创性的鉴别要点在于这些选择或编排是汇编者独立完成的，并且是非常识性的。在考察汇编作品的独创性时，还必须将制作者所付出的努力或投资区别开来。努力或投资是汇编作品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不是汇编作品的独创性的构成要素。努力或投资意味着时间、劳动、物质和金钱的投入，这些通常是有形的物的价值的构成要素，而独创性则意味着独立的判断和一定的创新。判断是一种脑力活动，创新更是人的智力表现。版权法意义上的创作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劳动、物质或者金钱的投入，但这些投入并不能形成作品的独创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现有作品的复制。对现有作品的复制，不论这些现有作品是否享有版权，复制者总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劳动、物质或金钱的，而复制品只是被复制的作品的作者的独立的判断和创新，而非复制者的判断和创新，因此，复制品是没有任何独创性而言的。

美国早期版权立法（1790年《版权法》）以“额头出汗”（Sweetofthebrow）原则或“辛勤收集”（industriouscollection）原则作为对汇编作品进行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之一，具有共同普通法传统的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各自的版权法中也有大量的案例体现这一原则，使得版权法具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和特征。但是，1991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其前述著名的Feist案中明确地拒绝了“额头出汗”原则的适用，认为仅凭劳动和投资并不当然获得版权保护。这一判决对美国后来的案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是大大限制了版权法对数据库的保护范围，简单的数据收集工作就难以通过版权法保护。有学者认为，该案是美国司法判例中否认“额头出汗”原则的转折点。[3]事实上，该判例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是最早否定“额头出汗”原则的案例，至少在此之前的1986年纽约联邦区法院作出的关于美国纽约“金融信息公司”诉纽约“穆迪投资服务社”侵犯其版权的判决中，就明确指出了仅有辛勤汗水和资金投入，而无独创性的单纯债券兑收信息的汇集，不能通过版权法保护。[4]在中国审判实践中，认为无独创性的单纯事实汇编不能通过著作权法保护的著名案例是广西广播电视报社诉广西煤矿工人报社侵犯其著作权纠纷案。广西广播电视报社经广西广播电视厅及中国电视报社的同意，取得了刊登广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节目预告的权利。同时，中国电视报社还授权广西广播电视报社代为追究在广西境内未经许可刊登中央电视台节目时间表（预告）的行为。

《广西煤矿工人报》擅自转载了《广西广播电视报》的节目时间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广西煤矿工人报社侵犯了原告广西广播电视报社的著作权。二审法院广西柳州地区中级法院经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并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中国人大法工委、国家版权局等单位的专家进行了讨论，后作出了被告没有侵犯原告著作权，但侵犯了其他民事权利（未具体指明何种权利）的判决。对于该判决，理论界争议较大。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先生原则同意节目预告表不具有版权性的观点。而著名民法专家梁彗星先生则认为广播电视节目表应通过著作权法保护，具有版权性。中央电视台播放节目的顺序不是杂乱无章的，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以及广告等各类节目的安排时间和顺序必须进行创造性构思后才能形成，电视节目表是节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的客观表达，具有版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因而笔者更赞同梁彗星先生的观点。

汇编作品著作权归属及行使的规定

1、汇编作品的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汇编人可是自然人，也可是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由单位组织人员进行创作，提供资金或资料等创作条件，并承担责任的百科全书、辞书、教材、大型摄影画册等编辑作品，其整体著作权归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有。”

2、汇编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如涉及著作权作品，须经原作品著作权人同意，并向其支付报酬。

汇编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可以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即是对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其他材料，在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上体现独创性的作品，如选集、期刊、报纸、百科全书等。

在中国图书出版中，汇编作品占一定的比例。大型汇编作品在学术积累方面有重要影响，出版者大都比较重视，将其列入重点和重大选题。由于汇编作品是二次创作，必然与原作及作者发生关系，除了处理好与汇编作品的著 作权人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原作著作权人的关系。如果各种关系处理不当，或者出版者没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由此引发的著作权纠纷，出版者将处于被动地位。

作为出版者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两起大型汇编作品侵权案件的诉讼。引起两起案件的两部图书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两部图书出版间隔不到一年，出版者是两起案件的共同被告。

在代理过程中，力图从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出发，搜集有利于出版者的证据。但是，除了能够作为直接证据的两份图书出版合同和两份出版社图书三审制责任单外，无其他的资料。其中的一起案件，在交换证据时，才从被告之一（主编）提交的证据交换材料中获知，被告之一（主编）在书稿交与出版社之前已就相关稿酬与原告达成过协议并签订了一份《图书出版协议》。但在被告（主编）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时，出版社并未得到主编与原告的协议副本。

出版者在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上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有记载详细审稿意见的出版社三审制责任单作为证。但在署名、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等环节审查不细致，存有瑕疵。如，稿件的署名依据主编提交的电子稿为准，对主编单位、主编、编委署名未进行一一核对，也未见上述单位和人员的书面授权。出版行为的授权，在图书上署名两个主编单位，实际签订出版合同只有一家主编单位签字盖章──当然在交换证据时，另一主编单位未提出疑义，认可了合同内容。但从合理注意义务的角度看，出版社未尽到注意义务。稿件来源的审查上，合理注意义务也未完全尽到，对于汇编作品与原作者及原作品的关系了解不够，尤其对被告（主编）与原告签订的图书出版协议的内容不了解，也未向被告（主编）索要此协议。上述事实，对出版者来说非常不利。

合理注意主要有哪些内容？出版者如何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2005年10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首次对出版者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及其承担的民事责任做出规定。《解释》第二十条规定:

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后果等承担民事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证责任。

不难看出，出版者要对侵权出版物承担法律责任，一是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承担民事赔偿;二是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法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出版者也要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同时，出版者对其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还要承担举证责任。总之，《解释》对出版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只要出版物涉及侵权，出版者都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根据《解释》的规定和大型汇编作品的出版的特点，出版者在以下环节上要严格把关：

一是出版行为的授权。一定要有汇编作品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著作权是多人的，要有全体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

二是稿件的来源。要对稿件的形成、汇编者、原作品、原作有一定的了解，尤其要注意汇编作品和原作的关系，汇编者是否与原作者就使用原作达成协议，包括其中的稿酬问题等。

三是作品的署名。作品的署名，要实事求是，要有主编单位和主编的书面授权。对于其他署名，也要有书面授权。对于大型汇编作品的署名，如果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出版者也应索要有关的会议纪要。

这几个环节是决定出版物是否涉及侵权的重要环节。由于举证责任倒置，出版者要对其合理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前述三个环节的合理注意义务，出版者必须有一定证明力的文字材料，予以证明。尤其像前面提到的两起案件，由于缺乏必要的证据，一旦出版物涉及侵权，出版者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责任。基于此，笔者建议:出版者对大型汇编作品的出版建立书稿档案制度，详细记载上述环节中合理注意义务的内容；为确保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建立必要的审查制度，将合理注意义务与三审制结合起来，对每一审次都提出相应要求。